从来没有一种动物能够改变人类的历史，除了马。从人类跨上马背的那一刻起，文明的进程便以马的速度在丈量着，商贸通信、文化交流、征战攻伐，无不依靠马。绵延上万里的古丝绸之路既是骆驼踩出来的，更是马踏出来的。
马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所谓千金易得，宝马难求。为了马，汉武帝不惜劳师远征；为了马，中国人每年要输出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事实证明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西方良马的到来不仅让汉民族首次无惧强敌的入侵，更让中华文明从此崛起在世界的版图上。
---《丝路发现》
1第一篇导语：
如果没有马，人类的文明进程会大相径庭。早在史前时期，人类就把马从美味的猎物转变成一种交通手段、劳动工具和战争机器。通过激发人类的激情和雄心，马促成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鼓励人类迁徙和征服，并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意）费班尼斯《马》
六畜里面，马最晚被驯化。但与其他的五畜相比，马重要得多，即是食物来源、生活帮手，也是战争利器、艺术图腾，直到一百年以前，马都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学者郭物在他的著作《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战马》一书里这样写到：“在无限和有限的时空中更快、更广地活动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马是人类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动力和载具。马的速度、力量和耐力远远超过了人，借助马的长处，人实实在在地壮大了自己，找到一种迅速扩大活动范围的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布封也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
人类征服了马，马也征服了人类，马的宁静、高贵、勇敢，以及自由洒脱的气质，无不让人们倾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游牧文明的依托最初，人与马的关系十分单纯，人从马的身上获取肉食、马奶和皮毛，而马则通过人的驯养不断繁衍壮大，逐渐衍生出不同的种群。这时，文明的曙光从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冉冉升起，缓慢而宁静，人们用最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吃着最粗糙的食物，过着最简陋的日子。在缺乏交通工具的年代，不同文明之间鲜少直接交流。然而，当一部分人跨上了马背时，一切便统统都变了。
史学家认为，最初跨上马背的是古印欧人，他们发源于乌拉尔山到高加索山一带，那是欧亚草原的西部，马的故乡之一。考古人员曾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波太遗址和乌克兰的德莱夫卡遗址中发现大量公元前年的马骨，它被认为是人类驯化马最早的直接证据。古印欧人是白种人的先祖，今天所有的欧洲白人，以及曾被东方文明所牢记的雅利安人、月氏人、塞种人等等，都与古印欧人直接关联。
与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以及两河流域的古波斯人比起来，古印欧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那里气候干燥，冬季严寒，食物匮乏，没有条件去发展足以让人口生息的农业种植技术。光靠畜牧与捕猎所取得的收获是很有限的，现实的逼迫让古印欧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居住，寻找食物与生存空间，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像中世纪的维京人。他们在不断地迁徙、寻找中偶然发现了马的新功用——运输，于是，一种新的文明诞生了。
印欧游牧民借助马的力量不断迁徙，并在欧亚草原的各个角落催生出不同的子文明。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其著作《草原帝国》中这样形容游牧民与马的关系：“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
因为马，游牧民拓展了生命的半径，也找到了生活的方法，同时还衍生出一种新的崇拜——马的崇拜。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游牧的马萨盖特人在诸神中间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品是马，他们把马作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因此，考古学家在许多个欧亚草原的古墓葬中发现大量的马骨，它们不是用于祭祀，就是某个游牧部落首领死后的陪葬品，显然，一个在马背上生活了一辈子的王，无法忍受死后没有马的日子。
今天，地处欧亚草原地带的所有民族，依旧对马有着深刻的眷恋，不管是蒙古人、哈萨克人、土库曼斯坦人、乌克兰人，或者哥萨克人，马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其文明的依托。
冷兵器时代的利器冷兵器时代，马是最具机动性的战争工具，谁拥有足够数量的优秀马匹，谁就掌握了克敌致胜的法宝。历史学家王曾瑜说：“马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机动性，只有后来坦克和飞机的发明才得以超越。”
自从游牧民族跨上马背的那一刻起，世界文明的格局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培根曾在其《随笔》中这样写道：“在古代时期，战争往往来自东方。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这些侵略者都是东方人。”实际上，“这些侵略者”都是马背上的民族。
从公元前年开始，农业帝国便不断地遭受游牧民袭击，古巴比伦城被赫梯人洗劫，亚述人攻入欧洲，印度河文明被雅利安人征服，黄河文明也不断被骚扰……马不仅改变了游牧民的文化，更彻底颠覆了上古时期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军事实力的对比。在机动性更加强大的“野蛮人”面前，人口、经济、文化占优势的定居民族一筹莫展，他们见到马，就好比古罗马人第一次见到战象一样，惊恐万分。“马的驯化，使古代印欧人作为游牧民拥有了比南方农业和商业民族更大的优势。”（汤因比）
从军事史的角度分析，人类对马的使用可分成三个阶段：
首先，是战车的投入。从东哈萨克草原辛塔施遗址出土的双轮马拉战车遗物判断，至少在公元前年以前的欧亚草原上，游牧民便是驾着这种马车东征西讨。他们来到埃及、巴尔干半岛、塔里木盆地、伊朗高原和印度，在摧毁当地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文明。而在中国，马车的存在同样由来已久。史料记载，商汤灭夏的法宝是“良车七十乘”，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曾多次出土战车遗物。其后，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周武王灭商动用了“戎车三百乘”，春秋时代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军的主力是“车七百乘”，战国末期，秦军在攻灭六国的过程中，动辄出动千乘以上。有一种说法，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除了戮力革新，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战马与战车的优势。秦人的先祖善于牧马，被周孝王器重封于秦地，后来秦人又与游牧的西戎打了数百年的交道，锻造了强悍的尚武之风，更取得了大量的西方良马，让他们以后在征战六国的过程中无往而不利。
其次，是骑兵的大量运用。战车虽然增强了速度与冲击力，但受地形的限制非常大。因此，游牧民族率先摒弃了它，采取更加机动灵活的骑兵作战，于是，一种更加恐怖的闪电战开始了。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凭着弓骑兵的优势迅速崛起于两河流域。公元前53年，克拉苏所率领的4万罗马军团，惨败在安息帝国的2万骑兵之手，不仅全军覆没，连带赔了自己的性命。公元前年，意气风发的刘邦率领汉军32万准备北击匈奴，却不料被对方的40万铁骑牢牢围困于白登山，整整七日夜，一筹莫展。也许，当年古希腊人正是因为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斯基泰骑兵，才在噩梦的惊扰下创造了“半人半马”的传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骑马民族国家》一书里这样评价，“骑马战术的出现，不仅是战争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人类史上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对欧亚内大陆游牧民的骑马民族化及国家形成和开展侵略以决定性的条件，而且，连阿拉伯民族伊斯兰化势力的发展，蒙古民族的兴起，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征服，也全是因为有了这种骑马战术才具备了可能性。”
最后，是马镫的发明。早年的骑兵没有马镫，骑士们只能双脚悬空，用脚紧紧地夹住马腹前进，虽然它比马车有所进步，但长途奔袭仍显吃力。马镫的发明则完全改变了这一劣势，人和马彻底地合二为一，成为完美的战斗组合。战车来自于西方，马镫则来自于东方，根据目前已有的考古证据显示，公元三世纪的鲜卑人率先发明了金属马镫，并把它推广到整个中原地区，乃至朝鲜半岛与日本。西方使用马镫晚了中国数百年，直到公元6世纪柔然人的入侵，欧洲人才第一次领略到这个小物件的重大威力。从此，欧洲开始全面推广马镫，并进一步催生出一个新的时代——封建时代。
文化交流的“使者”马被运用于战争，其破坏力有目共睹，几千年以来，被“蛮族”毁灭的文明国度数不胜数。无论雅利安人、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或者蒙古人，其铁蹄所至，无不是残砖破瓦、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的画面。
然而从另外一个层面看，马的运用增加了人的活动半径，也增进了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的频率，从而催化出更加先进的文明形态。欧亚大陆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以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其肇因全跟马背上的民族相关。不可否认，战马带来了杀戮，但也带来了文化的交融、思想的碰撞。柔然人带去的马镫开创了欧洲近千年的封建制度，蒙古人携带的火药更让欧洲人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阿拉伯人带去的中国的印刷术，为欧洲的启蒙运动、知识普及提供了最好的传播工具。因为马，东西方文明进行了近距离的深入交流。
甚至，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也跟马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年，张骞与他的使团用西域良马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带回了中原，使汉民族第一次见识到新奇的西方物种。几年后，汗血宝马的到来进一步刺激了汉武帝向西遥望的决心，从而直接促成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东汉时代，洛阳的白马寺是为了纪念一匹驮着经卷从西域归来的白马而建。唐朝初年，玄奘凭借马的力量将厚重的佛经从印度带回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西游记》里的白龙马是一个隐喻，它既呼应了白马寺的主角，也凸显了玄奘坐骑的劳苦功高，它沉默、坚忍、牺牲奉献，它的最终修成正果，喻示着古代中国人对马的集体讴歌。
谈及马对人类的贡献，还不得不提古代的邮驿制度。多年以前，东西方各国都先后建立起完备的交通信息网络。波斯人、埃及人与罗马人都曾大修驿道，建立驿站，供骑兵与马夫来往疾驰。试想，如果当年希腊人及早拥有驿马，恐怕也就不会出现马拉松的悲剧。
而在中国，西周就有了初步的官方邮驿系统，一直发展延续到清末。在过去，传递消息的人被称为“健步”、“邮人”或者“递夫”，邮驿的马车叫“传遽”、“传车”。汉朝驿传制度基本成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并在交通要道上每隔30里建一“置”。置是“驿置”，又叫“传置”，指配备了马车，专门用来递送紧急公文用的大型驿站。丝绸之路正式疏通以后，来自西方的商旅、使者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皆可以乘坐沿途驿站提供的车辆或驿马，直抵长安。
唐代邮驿制度发展完备，全国总共有驿所处，据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显示，唐代在敦煌设有“传马坊”，在西州（吐鲁番）设有“长行坊”，这些机构都饲养了大量马匹，可以分成战马、驿马和专供皇亲贵族骑乘的征马，马的身上都烙有印记，标明年岁、类型、体力状态等。当时，西州建有驿道11条，敦煌建有驿站20个。发达的驿传制度，对唐朝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献记载，当时骑快马从金城（兰州）到长安，6到7天便可以跑完一个来回。
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陇西行》，很传神地描述了古代通讯中马的重要性，“十里走一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峰戍断无烟。”边关告急，偏偏天降大雪，烽火点不起来，这时候，唯有指望马了。
13世纪，蒙古人开创了历史罕见的辽阔帝国，为了有效进行管理，他们设立了四通八达的驿传制度，叫“站赤”。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元大都），正式颁布《站赤条划》，即以北京为中心，统一蒙古站赤与汉地邮驿制度，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此，元朝的交通信息网达到完备，任何一条消息，都可以快速且畅行无阻地传递到欧洲。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以及走向巅峰的路上丝绸之路，都有赖于这样完备的交通信息体系。清代史学家万斯同曾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朝是东西方政治、文化、商贸交流最频繁的时期，除了海上的船，陆地上，马是最大的功臣。
一百年前，随着电报、电话、火车、汽车的发明与普及，马彻底退出了人类的交通与信息传播体系。然而谁也不能忘记，在此之前，它已经在这条路上奔跑了数千年。
2第二篇导语：
可以说，与汉代“凿空”西域关系最直接的就是马。对“天马”（汗血马）的向往，成为决策者进入西部空间的推动因素。
—杨镰
在今天的甘肃省博物馆有一匹铜奔马，它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塑像栩栩如生，极为精致。只见它昂首嘶鸣，三足腾空，右后足踩踏一只飞鸟，飞鸟惊慌展翅，愕然回首。它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名鼎鼎的“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还有好多个别称，“马超龙雀”、“铜奔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等，它出土于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年9月，著名学者郭沫若在陪同柬埔寨亲王宾努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兰州时，在博物馆见到了这匹铜奔马，对它英武昂然、气势夺人的样子印象深刻，遂命名为“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既展示了我国汉代高超的青铜铸造业，也体现了古人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审美，同时它也是中国马文化的杰出代表作。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
近年来，学者们经过对马的身形比例与形象气质作细致的比对与考证后确定，“马踏飞燕”的原型并非中原所有，而是汉武帝曾经梦寐以求的天马，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汗血宝马”。
龙颜一怒为宝马公元前年（汉武帝元鼎四年）秋天，一位名叫“暴利长”的敦煌囚徒在当地捕得了一匹汗血马，献给汉武帝。得到宝马的武帝欣喜若狂，因为他两年前就听张骞说过，“（大宛）多善马，马汗血。”没想到今天真的目睹了这样的神物。一下子，武帝积压已久的情绪倾泻了出来，他兴奋地称眼前的这匹宝马为“天马”。
为了得到更多“天马”，武帝不久便派出了上百人的官方使团，带了大量的礼物，以及一具用黄金打造的马模远赴大宛，希望能跟对方购买汗血马。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使团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大宛首府贰师城（据称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的时候，大宛国王果断地回绝了汉使的要求。更加不幸的是，无奈归国的使团还没有走出大宛，就遭遇了劫掠，不仅使者悉数被杀，金马也被掠走。闻知此事的汉武帝勃然大怒，他立誓要让大宛国付出代价。
公元前年（武帝太初元年）秋天，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骑兵6千，外加步卒2万从敦煌出发远征大宛。然而，由于出兵过于仓促，军队的给养未能跟上。当大军到达大宛边界的时候，天气已经进入初冬时节，经过长途跋涉的士兵在粮食匮乏而又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冻死、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战事未开，人马便已折损了过半。此时，大宛的精骑适时掩杀，汉军全面溃败，最终逃回敦煌者，仅剩数百人。得知消息的汉武帝极为恼火，3年之后，他再次命李广利率军出征。这一次他汲取了前番失利的教训，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派给李广利整整6万名士卒，还有战马3万匹，牛10万头，以及大量的羊、驴和骆驼，另外他还特意派了两名相马的专家一同前往，可谓势在必得。
挟着强大的军威，汉军一路势如破竹。没多久，大宛发生政变，叛变的贵族杀死国王，并向汉军议和，他们允许汉军随意挑选马匹，并承诺往后每年向汉朝进贡两匹良马。于是，达到目的的李广利与大宛订立盟约，并选择了上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匹，班师回国。然而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最终进入玉门关的汗血马，仅余多匹。
武帝的这两次远征，曾遭到后世的诸多诟病，成为批判他穷兵黩武的铁证。然而，如果我们置身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或许就能理解这种“疯狂”举动的由来。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就对中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礼记》上说：“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盛，介虫败谷，戎兵乃来。”可见，周朝的时候游牧民几乎每年一到秋冬便会来劫掠。西汉开国以后，来自匈奴人的军事威胁与日俱增，高祖在白登山险遭灭顶，吕后面对冒顿单于的语言调戏只能忍气吞声，汉朝每年不得不输出大量的金银，并派公主出塞，美其名为和亲，实际上是屈辱性的求和。因此，自武帝亲政伊始，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打败匈奴，一雪前耻。然而，中原无良马，汉军面对来去无踪的匈奴骑兵时往往力不从心。于是，引进良马，组建骑兵，一直是武帝心里最重要的国策。
公元前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乌孙国派使者带着数十匹乌孙良驹向汉朝答谢。汉武帝十分高兴，当即称乌孙马称为“天马”。而后，当他得到比乌孙马更优良的大宛马时，又转而将乌孙马改为西极马，称大宛马为天马。
从第一次得到西域良马开始，武帝多次通过政治结盟、商品贸易等形式从西方引进种马，同时设立官方的育马机构，下令全国悉养母马，以便和引进的种马杂交。在他亲自选定的《郊祀歌》中，有一首《天马》是这样唱的：“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武帝对西域良马的渴望，可见一斑。
经过数十年努力，汉军的马匹得到了极大的改良，也逐渐挫败了匈奴人的气焰，不仅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更让汉朝的影响力首次远及中亚。终于，一个民族站起来了，他的名字叫做“汉”。积蓄了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从此以一种大国的姿态屹立在遥远的东方，而那条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也从这里出发，直到大陆的另一端。
两千年的马种改良史事实上，武帝的嗜马如命并非孤例。周穆王得八骏，赐名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秦始皇有“七龙”，曰追风、白兔、融景、追电、飞翮、铜雀、长凫；唐太宗有六骏，叫飒露紫、拳毛騧、青骓、什伐赤、特勒骠、白蹄乌；唐玄宗有大宛良马6匹，分别叫红叱拨、紫叱拨、青叱拨、黄叱拨、丁香叱拨、桃花叱拨。可见，古代帝王对马都有着十分深沉的爱。
帝王爱马，同时也从未忘记利用良马来改进国家马种的计划。动物学家周本雄曾测算过近百匹商周遗址中马的骸骨，统计发现，殷商时代马的高度大约在-厘米，西周马是-厘米，东周马则是-厘米。我们所熟知的蒙古马，平均高度大约只有-厘米，学者据此推断，“先秦时期马的高度在慢慢增长，可能是西方马种通过中国北方民族不断引入的结果。”（郭物《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战马》）
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但龙也是一种想象的动物，它不具备实体，结合了众多动物的形象于一身，马便是其中之一。内蒙古赤峰曾出土过公元前年前的一种玉龙，其带鬃的头就是以马的头为蓝本。古人将好马称为龙驹、苍龙、龙媒，秦始皇有七匹爱马，号称“七龙”。《吕氏春秋?本味》篇曰：“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古人将自己对于宝马的美好想象，统统投射到了龙的身上。龙马精神，是中国人经常用来祝福他人的一句成语。
《周礼?夏官?庾人》上说：“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按照周代制度，一尺大约是23厘米，八尺是厘米，七尺厘米，六尺则是厘米。蒙古马显然达不到“龙”的标准，能够符合其标准的，只能是西北草原那些体形高大的马种，比如“汗血马”的原型阿哈尔捷金马，其体高便往往能够超过1.6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冷兵器时代，马是最重要的战争工具，从战国开始一直到明朝，修长城与引进良马始终是统治者的两件头等大事。
据记载，我国从夏朝开始养马，之后不断发展进步，到周朝时期，人们对马的驯养技术已经掌握得十分深入，不仅有专门的官方马厩，并且设立马政，负责马的蓄养、调教、改良、鉴别、管理等工作。马政制度在我国至少延续了两千多年，可见历代统治者对马都十分重视。历史上还曾出现过不少养马的专著，比如《马书》、《相马经》，东汉马援甚至造出过一具“名马式”模型，作为马匹选优的标准。
马实在太重要，古人有祭马的习俗。春祭马祖（马在天上的星宿天驷星），祈求马匹兴旺；夏祭先牧（牧马的创始人），表示不忘恩德；秋祭马社（马厩所在地的土地神），让其保佑马的平安；冬祭马步（主管马灾疫的神），使马免受灾疫。
汉朝自武帝开始，实施了成规模、有计划的马匹杂交改良政策。学者倪立保认为，从汉朝到唐朝的一千年间，是新疆与内地贸易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而在这条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上，最主要的其实是“马绢贸易”。“内地丝织物之精美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喜爱，闻名遐迩的新疆优良马匹尤其是伊犁马（古称乌孙马、天马）更以其雄健的风姿、超强的耐力、闪电般的速度成为内地人的抢手货。自战国时期出现骑兵，马便成了主要的军事装备，加之马还被广泛用于农耕、运输、畜牧等方面，所以内地对新疆马的需求量非常大。”（《“马绢贸易”与“丝绸之路”的繁荣》）
汉武帝以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马绢贸易”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甘肃省的山丹军马场，便是汉帝国最大的马匹引进和繁殖育种中心。唐代是既汉之后又一个尚武的朝代，在国家战略层面，马匹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唐朝通过“贡马”与“市马”两种手段，每年从西域各国大量引进马匹，而与中原进行马匹交易的，主要是突厥与回鹘商人。据记载，当时从西域购买的马动辄万匹以上，一匹马可换得中原40匹绢。唐太宗十分懂马，他甚至曾对骨利干人（突厥语部族之一）进献的马匹做过一项相马鉴定，“观其骨大丛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砖，腿象鹿而差圆，颈比凤而增细……”（《唐会要》卷二七）
懂马、爱马且善于骑马的唐朝人，也十分乐于马上运动，比如马球，便是唐朝最显著的贵族风尚，风行于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今天，这项运动在我国腹地基本已经消失，但在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县塔吉克族聚居区还可以见到。
五代时期，由于中原与西域的马匹交易量实在太大，后唐明宗皇帝不得不在新疆设置马绢交易所，就近与回鹘人进行买卖。宋朝在陕西设立“提举买马监牧司”负责买马的工作，其经费据说动辄便是白银数万两、绢万匹以上。元明清三朝，中原和新疆之间的绢马交易从未间断，清朝还在新疆设立“马厂”，负责为内地繁育、购买优良的马匹。据学者统计，我国古代从西域各族引进的马匹品种共有83种之多，除了著名的汗血马（大宛马），还有龟兹马、焉耆马、波斯马、阿拉伯马、骨力干马、哈萨克马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原王朝不断自西域引进良马的举措，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原马的品种，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马的艺术审美。学者根据出土的马俑研究指出，汉代以前的马头大脖子粗、体形较矮、四肢粗短，汉代以后则变得躯体壮实，胸臀圆而紧实，头小而清晰，四肢瘦劲，体态昂扬，一如那尊著名的“马踏飞燕”。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夫人在《丝绸之路》一书中写道：“全世界的中国研究专家们都一致指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和之后的两个时代的造型艺术中，对中国马匹的描绘截然不同。”这些，都与统治者有计划地引进西方良马直接相关。
有学者指出，“丝绸之路”的命名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视角，对于古代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一条能够不断获取东方丝绸的道路。但从丝绸的生产者中原人的角度来看，来自西北草原的宝马显然更具有吸引力。所以，丝绸之路也可以被称为“良马之路”。
3第三篇导语
“马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的马文化源远流长。建设国家需要万马奔腾的气势，开拓创新需要一马当先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策马扬鞭、马不停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汗血马是享誉世界的优良马种，是土库曼斯坦民族的骄傲和荣耀，是中土友谊的使者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见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帝王的推崇、文人的描述、艺术家的渲染，让汗血马在我国曾经是神话一般的存在。然而，由于杂交混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进入中原的汗血马最终都消失了。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为了改良骑兵部队的马种，曾从前苏联引进过52匹阿哈尔捷金马（汗血马），饲养在内蒙古的锡林格勒盟种马场。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没有马匹谱系管理制度，引进的马匹在与国产马进行杂交后逐步退化，并再一次消失在国人的视野之中。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土库曼斯坦，为了感谢江的到访，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决定将一匹阿哈尔捷金马作为国礼赠送给江泽民，以续写中土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情谊。终于，被中国人想念了两千多年的汗血宝马，再一次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绘在国徽上的马土库曼斯坦人非常爱马，其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早上起床以后，先给父母请安，再给马儿请安。”传奇史诗《奥古斯纳马》里也这样写道：“我不会称呼你为马，我只会称你为兄弟，对我而言，你比兄弟还珍贵。”
汗血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又名阿哈尔捷金马，产于土库曼斯坦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是经过多年培育而成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阿哈尔捷金马皮薄毛短，血管清晰，运动后血脉喷张，给人以流血的错觉，因此被善于想象的中国人称之为汗血宝马。
汗血马曾广泛生存于中亚草原。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皇帝赛勒斯与米提亚的公主结婚，得到过大夏人的贡马。两百年后，亚历山大大帝迎娶大夏国的公主，也获赠过该国最优秀的马匹。8世纪，唐玄宗将义和公主许配给西域的宁远国王，国王向玄宗进献了两匹宝马，分别是“玉花骢”和“照夜白”。据考证，大夏与宁远国的疆域都地处今天的中亚，与张骞所描绘的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即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或者相邻，或者重叠。因此，赛勒斯、亚历山大与唐玄宗所得到的马，都是汗血马。
然而今天，汗血马的种群已经变得十分稀少。血统纯正的在全球仅有余匹，其中余匹集中在土库曼斯坦，其他零散分布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我国新疆。
土库曼斯坦人对马的热爱，已经沁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在土库曼斯坦，到处可以看到关于马的油画、雕塑、工艺品，首都阿什哈巴德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便是十匹英朗俊逸的汗血马雕塑，据说，它还是该国总统亲自设计审定的。另外，土库曼斯坦人还将马绘制到了他们的国徽与货币上。
汗血马在土库曼斯坦的地位，就如同大熊猫在我国，稀有而珍贵。该国首任总统尼亚佐夫曾宣称：“重振阿哈尔捷金马在世界上的荣耀是立国后的首要任务之一。”现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阿哈尔捷金马是“令人惊奇的和谐，美轮美奂的优雅和完美无缺志向的象征。在土库曼斯坦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也在悠久的土中交往史上留下佳话，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他亲自编写过一本《阿哈尔捷金马——我们的骄傲和荣耀》，译成多国语言向全世界进行传播。
阿哈尔捷金马与阿拉伯马、英国马并称为世界三大纯种马。它的毛色以黑色、黄褐色、红褐色、暗褐色、白色居多，体态优美修长、头细颈高、皮薄毛短、肌肉紧实，行走的时候步履轻盈而优雅，散发着一股贵族般的气质。我国古代的文学著作称汗血马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以示其速度之快，当然，古人惯常喜欢使用夸张的描述，马的限度最多不会超过公里。据现代的测量，阿哈尔捷金马的最快速度是米1分07秒。年，阿哈尔捷金马曾用84天完成了从阿什哈巴德到莫斯科的公里行程，全程包括公里几乎没有水源的沙漠地带，其耐力与耐渴性，举世公认。
1年，世界汗血马协会于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成立，共有成员国、观察员国60个，中国马业协会在也其中。这个协会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协会的主席由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亲自出任，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由国家元首担任主席的协会，充分显示土库曼斯坦对汗血马的重视。
每一匹阿哈尔捷金马都有血统认证，可以追溯至前面五代。比如，尼亚佐夫赠送给江泽民的那一匹“阿赫达什”，其高祖父曾是苏联元帅朱可夫将军的坐骑，陪伴他参加过年的红场阅兵，其祖父曾夺得年罗马奥运会的盛装舞步马术比赛金牌，父亲曾在年国际马匹速度赛中夺冠，身价高达万美元。
马王与他的汗血马基地在新疆乌鲁木齐昆明路号野马国际商务会馆的后面，有一处僻静阴凉的主题公园，公园内整齐有序地展示了诸多古文物，硅化木、草原石人、岩画、鹿石、陨石等等，从公园穿过去，几座崭新的马棚展现在眼前，它是我国最大的汗血马集中地，被誉为“中国马会龙马园”的中国汗血马展示基地。
马园的主人陈志峰，是新疆最大的外贸王，业务遍及中亚五国以及俄罗斯等地。不过，如果宾客到野马来拜访他，没有专人引见的话，恐怕见了面也不敢认。
陈志峰个子不高，留着一撮小胡子，衣着简单随意，一脸粗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你都想象不到他是一家航母级外贸企业的老总。经济学者邹蓝曾在自己的博客里这样形容他：“怎么看，这个场景中的这个人似乎又搭，又不搭。不在搭还是不搭，而在于看不出这人经营什么方面的生意。他没有贸易商那样的圆润，他也没有投资商那样的严谨或者不拘言笑板板正经，他也不是从事制造业的那样热衷技术，他更不像文化商人那样的优雅或装优雅。”实际上，这是陈志峰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不认识的，以为他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陈志峰的办公室也如同他的人一样，没有财务报表，没有经营报告，没有经济学书籍，除了一堆雕塑、石头、工艺品、摆设，再就是大量的画册和照片。很显然，这是一位“不务正业”的老总，据说他闲暇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搞设计和拍照片，整个野马集团的总部大楼，内内外外的设计，都是他亲自操刀完成的。他还经常义务帮别人设计专辑或者宣传片，上海世博会上的新疆专题片，便是出自他的手笔。
陈志峰非常爱马，尤其对汗血马十分痴迷，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从9年开始，他就不断从中亚、俄罗斯等地引进汗血马，如今，他的马园已经拥有了百余匹纯正的汗血宝马，同时还有上百匹分布在他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北京的三个马场。据陈自己透露，他现在拥有的汗血马总共有三百多匹，在全球仅有三千匹的情况下，他个人便囊括了十分之一，称其为世界最大的汗血马马主，并不为过。
为了马，陈志峰下了血本。汗血马的身价从百万到千万不等，而匹至少就是十数亿到数十亿的身家。养马的成本亦不菲，据说一匹马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到元上下，匹马一年的成本至少不会低于万，何况是匹。这还不包括工人的工资、马厩的建设、养护成本等等。
与其他的马主蓄养马匹用来盈利不同，陈志峰养汗血马纯粹是亏本的买卖，因为在国内外重要的马术赛场上，都没有汗血马的身影。汗血马跑得没有英国纯血马快，跳得也没有德国汉诺威等温血马高，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作为选美展示的需要才会离开马场。对此，陈志峰很坦然，他说：“汗血马不是用来骑的。”
那么绝大多数人肯定都会疑惑，为什么他非得养汗血马呢？
在牧民堆里长大的陈志峰，浑身散发着新疆汉子特有的直率与少数民族的幽默感。面对大家的疑惑，他笑道：“这些年，新疆‘牛’的概念被蒙牛拿走了，‘羊’的概念’被小肥羊拿走了，我再不捡起来，新疆的‘马’哪天也被人拿走了”。还有一次，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到野马集团视察，也问了他同一个问题。他愣了愣，说：“因为我爱马。我们中国的孩子从小学的是琴棋书画，外国孩子从小学的马术，将来打起仗来怎么办？再有，我们中国的三军仪仗队如果再组建马队，每人一匹汗血马，那将是多么威武。总理你看，汉武帝他老人家多孤独，我要在茂陵修建一个马厩，带着汗血马为他老人家守陵去。”最后一句，将他的直率展露无遗。汪洋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回答得很“不正经”，但陈志峰说的所有的养马理由都是真的，他确实很爱马，用员工的话说，“马就像他的儿子。”因为爱马，上世纪90年代他把自己的公司注册成“野马”；因为爱马，6年他认养了新疆上百匹普氏野马；因为爱马，9年他破纪录地从土库曼斯坦一口气进口了23匹纯种汗血马；因为爱马，他曾不顾危险端着相机迎向狂奔而来的马群……如果说，土库曼斯坦人爱马爱到了骨子里，那陈志峰就是爱到了灵魂里，他不仅养马、拍马，还赞助画家画马。据说有一次，他用嘴叼着胡萝卜喂马，结果马吃得急，把胡萝卜直接从他的嘴里拔出来，连带牙也拔掉了一颗。
但是，为什么他独独钟情于汗血马呢？其实，这与他的历史情怀有关。
陈志峰的祖父是湖北人，参加过革命，后在武汉牺牲。父亲继承衣钵，年从军来到新疆。外公是山东人，闯关东时到了东北，外婆是朝鲜族人，抗联战士。日军侵占东北的时候，外公外婆穿过西伯利亚一路流亡到新疆阿勒泰，母亲就出生在逃亡的路途中。可见，陈志峰是在一个革命的家庭里出生的，这样的家庭，往往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18岁那年，陈志峰参加高考，他的历史拿到了90分的高分，但数学只有1分，这直接毁掉了他的大学梦。无奈之下，他选择从军，延续了家族的传统。
三年的部队生活是陈志峰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他从此养成了刻苦耐劳的精神与坚毅不拔的性格，这段历练对他后来的事业影响至深。转业后，他回到阿勒泰，曾在地质队做过9个月的钻工，虽然这段时间累积了不少，但钻工的工作对于有着文化情怀的陈志峰来说，毕竟不对味儿。不久，他就凭着优秀的绘画技巧获得了去《阿勒泰日报》做美术编辑的机会，一下子，工人陈志峰变成了文人陈志峰。
如果陈志峰就此安定下来，也许新疆或者中国会出现一位杰出的文化工作者。然而他偏偏是不安分的，就像他所热爱的汗血马一样，“性机警、善奔跑。”
很快，陈志峰下海了，在那个席卷全国的“下海潮”尚未涌现之前。按照陈志峰自己的说法，当时下海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想“多挣钱娶媳妇”。抱着这个想法，文人陈志峰变成了商人陈志峰。
开始的几年里，陈志峰开过酒家，办过商场，卖过工艺品，在那个大家还在羡慕万元户的年代，他已经迅速积累了百万的身家。在阿勒泰的顺风顺水，让陈志峰志得意满，于是，他开始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苏联解体以后，与阿勒泰相邻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普遍物资缺乏，陈志峰便锁定这个地区作为事业新版图的起点。
然而，对于不熟悉中亚环境且没有境外贸易经验的陈志峰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坑。年，他拉着多万元的商品来到哈萨克斯坦，本以为可以满载而归。结果，由于境外合作伙伴的失信，他很快就铩羽而归，连带辛苦积攒的多万也打了水漂。
当过兵的陈志峰很坚韧，军人的信念告诉他，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于是，他拉着两个兄弟再次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从最原始的“白糖换羊毛”式的易货贸易起家，凭着在军队里练就的一身本领，以及死磕的精神，他终于在一片混沌的中亚贸易环境中走出了自己的路，野马一步一步成长了起来。
虽然陈志峰选择了商业的路径，但他从来没有卸掉文化的梦想。他一边建立商业王国，一边构建文化版图。汗血马，正是这个版图里最重要的一块。对有着历史情怀的陈志峰来说，汗血马曾经是汉武帝的一个梦，汉武帝是第一个让汉民族崛起的巨人，汉唐威仪中，到处是汗血马的身影。再加上马本身就代表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陈志峰便是在这种精神的浸染下长大的。于是，就像习近平有一个中国梦，陈志峰也有，他梦想祖国强大，重现汉唐风采，汗血马，是他用来诠释这个梦的最佳注脚。用陈志峰自己的话说，“习近平主席吹响了‘一路一带’的号角，我守着这块阵地，一定用马来传承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符号。无论是马的摄影、马的油画、马的纪录片、马的诗歌，马的电影、马的演绎，都能延续无穷的文化符号。”
陈志峰邀请画家画了一幅金日磾驯服汗血马的油画，画中金日磾的形象，便是他自己。很显然，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为汉武帝牵马坠蹬的金日磾一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牵马坠蹬。
4年6月，陈志峰曾带着妻儿与心爱的汗血马，来到汉武帝长眠的茂陵，叩拜这位千古帝王。他说想在武帝的陵寝旁建一座马厩，让汗血马永远地陪着他。陈志峰说：“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开疆拓土，创造了辉煌盛世。千年之后，野马集团将汗血马“牵”到了西安，意在让古城西安传承曾经的经典，为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古都再增添一笔绚烂的文化符号。”
“一路一带”的文化“使者”
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数万人民热情欢迎习主席的画面让陈志峰深深感动。他想，中国和土库曼斯坦是友邦，土库曼斯坦为中国提供了平价的天然气，还先后赠送了两匹汗血马给我们的前两任国家主席，这是对中国最友好、最信任的表示。作为长年与土库曼斯坦打交道的一名商人，我能做点什么呢？
3年11月的一次外事活动中，陈志峰与中国马协的领导谈起了“马”。他说，汗血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我的野马集团也有汗血马。习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汗血马与丝绸之路相结合，策划一场关于马的活动，就像当年中国与美国开展的乒乓外交一样，汗血马也可以成为连接中土两国友谊的桥梁。
于是，在中国马业协会的协调下，经多次与世界汗血马协会以及中土两国相关部门的沟通，12月份，土库曼斯坦内阁副总理兼外交部长P?梅列多夫专门致函中国马业协会，表示愿意与中国共同拓展马业的合作，并同意于4年在北京举办世界汗血马协会特别大会。
这样的消息让陈志峰十分兴奋，经过半年的策划、推动和运作，国务院最终批准世界汗血马协会特别大会定于4年5月在北京召开。4年，恰好也是中国的马年，主题为“马与丝绸之路”的中国马文化节将同期召开。这时举办这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4年5月12日，世界汗血马协会特别大会主席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让陈志峰大喜过望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共同出席了大会。会上，习近平说：“早在多年前，天马就穿越古老的丝绸之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中土建交以来，土方先后两次将汗血马作为国礼赠送中方，增进了两国人民感情。汗血马已经成为中土友谊的使者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见证。”听到习主席的发言，作为中国最大的汗血马主，同时也是活动幕后策划人之一的陈志峰倍感自豪。会议结束以后，习主席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还共同参加了马文化节的开幕式。现场，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代表土方赠予习近平一匹金色的汗血马。而陈志峰选送的汗血马——“西域龙驹”，也作为大会唯一一匹展示马，迈着优雅的步伐出场，向两国元首行礼致敬。
陈志峰说，“新疆各民族与丝绸之路上众多的国家民族一样，大部分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马是融合丝绸之路国家各民族之间感情的最好载体。”“将汗血马带到中国，实际上是一件用马把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拉近的过程。”“如果我们用马做一个文化元素，一定能够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相濡以沫，欢快地、没有距离地沟通、交流。”
5年12月初，陈志峰策划的“5汗血马盛典”在广州海心沙上演。这次活动野马集团共出动了20匹汗血宝马，让羊城的市民第一次近距离欣赏到它的雄姿。这次活动也是继北京之后，陈志峰在国内策划的第二次全国性的汗血马盛会。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汗血马的到来，让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起来。
关于汗血马与丝绸之路的文化，陈志峰还在不断地深化当中，他过去做了大量的努力，未来，他还将会有更多的思考。
汗血马是中国马文化的制高点，也是中国人关于龙与龙驹的终极想象。多年以前，汗血马作为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为东西方文明踏出了一条文化交融的大道。多年以后，汗血马将继续以它英武的身躯，为东西方人民搭建出一座宽阔的桥梁。
本文转自杂志6三月刊
策划：杨宇驰
编辑：王庆春吕坚刘雯刘黎刘维中
部分摄影作品：由野马集团提供
Yema_jt∣一个有个性的
